許多學生、家長、SPURA針對以下幾點將矛頭直指悉大商學院

相比其它科目，這一科的上課條件并不理想，師資力量有限，學生對考試內容沒有得到充分練習。

Marking Guide 模糊，tutor之間本身就持不同意見，這也造成了學生對如何答題拿分充滿了疑惑。

事件發(fā)生后，校方沒有快速、有效的給予回應，并啟用了“拖延戰(zhàn)術”。

(Fail學生名單，大部分為中國留學生)

BUSS5000 申訴團的團長Jack Lai說到：

“考試前并沒有給予充分的練習，考試是給一個case去分析，但是考前，我們并沒有做過額外分析case的練習。

他表示，tutor在對marking guide的理解和對唯一一個casestudy的授課方法上不統(tǒng)一，這也造成了同學間的分歧，也是許多同學掛掉的原因之一。他說，“上過這個課的人就知道，這個課的模糊性有多大。”

然而對此，悉尼大學ChinaStudies Centre的Kerry Brown教授表示了不同觀點：

“學校期望學生能夠盡自己最大努力去準備，(學習)并不只是學校一方面的給予，同時學生真的需要變得非常主動(自學)”，

他說，“這里的挑戰(zhàn)非常大，因為學校對學生自學的能力有很高的期望，然而有時候中國的教育系統(tǒng)并沒有充分的鼓勵學生進行大量的自學。”

Kerry Brown教授是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，同時也是中國政治學的教授，因此他對中國的體制和中國留學生非常熟悉。

但他同時也表示，即使許多中國留學生fail這一科目，這并不代表他們的思考能力，“他們也許需要用一些他們不熟悉的技巧(去答題)，學校應該花更多時間去教(那些技巧)。”

而學校方面也會在未來為學生做更多的工作，確保留學生來校之前做好充分準備。他說，悉尼大學準備明年在蘇州建立多功能研究中心(Multifunctional ResearchCentre)，幫助他們提前適應未來在悉尼大學的學習生活。

但他也同時表示，每次學校增加的新服務，都是額外開銷，因此學校確實有自己的“限制條件”。

他說，“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從這次經驗學到點什么，有那么多來自同一個文化背的學生fail了這門課，說明這門課對這些學生來講很難，他們需要更多的幫助。”

但是SUPRA的主席Christian Jones對此持不同觀點：

“我完全確信這些學生有能力完成這一個課程。BusinessSchool認為學校的語言學校(CET)應對高fail率負有責任，然而考慮到大部分學生在別的科目上并沒有掛科，這便是個莫須有的罪名。”

(SUPRA 是幫助學生維權的第三方組織)

他的觀點與Argue團團長Jack Lai的意見不謀而合。同樣fail這門課的Jojo(化名)雖然對該課程有很多不滿，但同時也承認，中西方學生在思維方式上存在差異，她說，“我們畢竟受硬式教育這么多年，思維是很局限的，老師教什么，我們學什么。”

而她的觀點也與Kerry Brown教授相似，他表示中國的硬式教育在某些領域，像數(shù)學，取得了驕人成績， 卻在創(chuàng)新領域收獲甚微。

他說，“這些領域需要人們不斷質疑你已經學到的知識。但是總的來說，在硬式教育背景下，中國的老師、教授是非常權威的，學生是很難質疑他們的。中國的教育很依賴考試，而澳洲學校的衡量尺度卻不止是考試。”

事件回顧-時間軸

7月12日：夜晚11時左右悉尼大學BUSS5000 學科成績公布，300余人掛科。

7月12日：夜晚12時左右掛科學生申訴群成立，并聚集200余名掛科學生。

7月13日：早上8時，250名學生以聯(lián)名信形式向BUSS5000 教學團隊提出申訴。

7月13日：上午10時，掛科學生與BUSS5000教學團隊第一次對話，抗議教學質量和評分標準模糊等問題。

7月14日：學生集會抗議，并尋求律師援助。

7月15日：學生與學生維權組織SUPRA取得聯(lián)系，并得到支持。

7月16日：申訴人數(shù)增長至309人。

7月21日：學校召開會議，派代表回答學生質疑。校方回應掛科原因在于學生英語水平差。

7月21日-今：掛科學生仍在維權當中，關注后續(xù)發(fā)展

事件回顧：悉尼大學一門課超300人掛科 學生聯(lián)合聲討學校